甘为书生作人梯

最近，得知杭州市委副书记沈者寿将卸任，杭州市文化艺术界王复民、张承军等10多位高级知识分子准备联名写信给杭州市委，要求他留任，“这样的领导干部太少了，我们希望他能继续留任。”省文联一位同志说，“听说沈书记要下来，我们心里都舍不得。”

尽管这种“书生气”的激情被沈者寿知道后马上制止，但关于他为知识分子解忧帮困的许多事迹，却在杭州文艺界有口皆碑。

在杭州文艺界，徐星平是个硕果累累的作家，他的传记文学《冼星海》、《胡雪岩》等10多部作品，特别是20集电视连续剧《弘一法师》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使他声名远扬。可就这样一位有成就的作家，却为一笔只有五六千元钱的一部传记的写作经费伤透脑筋。得知此事，沈者寿急人所急，竟替他到灵隐寺找方丈根源法师“化缘”，最后落实了这笔经费。每谈及此事，60多岁的徐星平总是唏嘘不已。

在杭州市，得到过沈者寿“化缘待遇”的知识分子又何止徐星平！1994年以来，每年写给他的群众来信200多件，其中大都是来自基层的普通知识分子。对这些普通人反映的情况，沈者寿每件都自己动笔批复，大到文化系统发展方向问题和发展项目，小到帮助一些毫无背景的普通人解决职称、房子、户口等生活问题，沈者寿事必躬亲，乐于帮忙。

陈玉琴是杭州朝晖街道华二幼儿园主任，年年被评为优秀幼教工作者，可年年先进却解决不了住房的紧张：他们一家三口借住的是只有4平方米的房子。万般无奈中她想起了市委副书记沈者寿。一个普通幼教工作者的来信使这个极富平民意识的领导非常激动，他写信给下城区委书记吴德隆：“读了陈玉琴的信我很感动，一位幼儿教师，年年被评为先进，但一家三口只住4平方米房间，我感到很难受……你什么时候解决，我什么时候和你一起去看望。”一年后，陈玉琴的住房终于解决了，而陈玉琴也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迎来了沈者寿的亲切探访……

作为分管文教的市委副书记，教师出身的沈者寿深知在市场经济下，文教系统的知识分子格外清苦。他常常对分管各部门的领导说，一个城市的文化名人多，是这个城市的荣耀。但往往这些名人得不到应有的生存物质保障，作为主管领导，就更要关心他们，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。“大事要做好，小事也要做好。我们党政领导办的事情，没有小事，事事关系民心民意。关心群众痛痒疾苦应从这些小事做起，原则必须从一件件的小事来渗透，权是老百姓给的，权是用来为老百姓服务的。”

“衙斋卧听萧萧竹，疑是民间疾苦声。些小吾曹州县吏，一枝一叶总关情”，和许多爱民的公仆一样，沈者寿也最爱吟诵郑板桥的这首诗。

在杭州文艺界，有人称沈者寿是“平民书记”。国家一级演员、杭州歌舞团的男高音歌唱家张承军说，跟沈书记打交道没有一种“官与民”的感觉，而是朋友和兄长。“他总是主动来找我们，而不是我们去找他、求他。为了某个工作上的问题，他可以突然打电话到我家来，一打就是半个小时。”80年代作为人才引进的张承军因为单位里一些矛盾，一度想离开杭州。沈者寿对他说：“承军，你想开一点，不要走。哪个地方都会有矛盾，在杭州，大家都会理解你的。”此后，张承军每次在全国声乐比赛中获奖或到基层去义演，沈者寿总要打电话祝贺。

沈者寿每年都要搞一个恳谈会，把知识分子找来叫他们畅所欲言，经常夜深人不散。文化界有些人有些“怪”，不为人所理解。沈者寿却认为有才能的人多数有个性，看人应该全面，每个人都不可能十全十美。杭州文联的一位作家著述甚丰，但个性强，讲话得罪过人，还犯过错误，在单位里口碑不怎么好。沈者寿却专门到他家里去看望，不顾舆论对这位作家的评价去帮助和鼓励他，“错误是错误，才是才，不能因为犯了错误就把人一棍子打死，改正了，还为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，应当得到社会承认。”沈者寿这样说。

沈者寿善于听取多方意见，然后再归纳，他开座谈会，所有人都争先恐后发言。每次新戏出来，他必从序幕看到谢幕，座谈时总听别人先谈，而当他发表意见时，总是说：你们是行家、专家，我是外行，我的责任是为你们解决困难、提供服务。一次他在报上看到广东搞了一台气势宏大的大合唱，希望杭州也搞一台，于是作了批示。文艺界的同志认为，杭州要搞也要搞有杭州特点的。意见反馈到沈者寿那里，他认为这个意见好并马上纠正，这就诞生了后来获省五个一工程奖的大型歌舞剧《情满西湖》。

领导人的威信是在一点一滴为大家服务的公仆意识中积累起来的，凝聚力也由此而生。同时，沈者寿又是一个敢“得罪人”的领导。舞剧《阿姐鼓》获得巨大成功后，杭州市文化局召开庆功会，当沈者寿得知创作者杭州歌舞团的演员崔巍，为艺术三次进藏，默默奋斗，排练时连买点矿泉水钱都没处报销，他就在市文联的一次会上动情地说：“听到这件事我心里很难受，我们的领导就要为艺术服务，不能麻木不仁，冷酷无情。”一次他到上海看杭州剧团的演出《妈妈你不要哭》，演出很成功，他又去看望演员，见演员都住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，几十个人挤在一个房间，一天要演两三场，他感到非常心痛，他叮嘱演员们不要太劳累，太清苦，指示领导一定要关心演员的生活，嘘寒问暖，就是没想到自己——他当时自己正发高烧。

沈者寿有个习惯，每年春节都给许多文艺界朋友写贺卡，从不用秘书代笔。浙江省导演学会副会长、国家一级导演王复民在一张新年贺卡中写道：“尊敬的沈书记，贺卡已经收到，谢谢。长期以来，中国知识分子处在缺乏独立人格的依附地位，因而常常被怯懦和无为所困扰。一旦被远见卓识的权力拥有者所信任和启动，他们心中会喷泻出无穷的力量。请你相信这一点！”

宽松民主的文艺氛围使杭州市文艺在最近3年中进入历史上最辉煌的收获季节，谢群英、崔巍等一批文艺界新人脱颖而出，同时还涌现出一批思想性、艺术性、观赏性兼具的优秀得奖作品：电影《赢家》、广播剧《高原赤子》、歌曲《五十六根琴弦连北京》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，此前该市无一作品获此殊荣；另有21件作品获省五个一工程奖；越剧《梨花情》获第八届文华奖新剧目奖和4个单项奖；舞蹈《阿姐鼓》在全国舞剧观摩演出中获7项大奖；电视艺术片《六龄童》、《越坛春秋百花妍》双获电视“星光奖”；绍兴莲花落《傻瓜闪光》获文化部文华剧作奖。

尽管沈者寿做了许多工作，但当记者采访他时，他却婉言谢绝。他说：工作都是市委班子集体做的，我只是其中一分子，做了应做的工作。

王复民接受记者采访时感慨地说了这样一句话：“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千里马。优点是能致千里，缺点毕竟是马。当有人骑它，它就唉声叹气；没人骑它，它就埋怨怀才不遇；当有人骑它，又能识它的‘千里’善待它，它就会为报知遇，奋蹄至死而无悔。”

“那么沈者寿就是那个骑它、识它又能善待它的骑手罗！”王复民和记者同时笑了。